誓不屈服的伤残者孔维真

尤维洁 郭丽英

我们去李显远家前，给住在武汉汉阳区的伤残者孔维真打了电话，告诉他我们是从北京来的难属，请他到李显远家来一趟，我们有事情要找他。在我们到了一个小时后听见敲门声，他到了。

他身高有一米九几，手里拄着一根拐杖，虽然他的个子很高，有点顶天立地的感觉，但从他脸上的表情却可以看出，他其实是一个很纯朴、很实在的人。

见到他，齐国香赶紧搬来凳子让他坐，她和李显远对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。她对我们说，孔维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，每年春节时，他都会来看望他们两家——其实，他的腿不好，根本不能走长路。

孔维真受伤后可以用九死一生来形容，几年内做了十三次手术，腿虽然保住了没有截肢，但是再也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了。为了他的腿，他的父母倾尽了他们的全部心血，到处奔走找医院，全家的生活也因此被打乱了。

齐国香对我们说：你们应该去看看孔维真的父母，他们两人非常不容易，我们的孩子被打死了是心里永远的痛，可是他的父母为了挽救他们的儿子，付出的代价是常人想象不出来的，你们可以晚一点到我家，先去他们家看望一下他的父母，安慰一下两位老人，他们心里会好受一些，他们心里的苦没有地方可以倾诉啊！因此，我们从李显远家出来，跟着孔维真到了他的家。

孔维真家所住小区的房子是他父亲的单位分的，整个小区建筑年代比较久远，楼与楼之间的距离挨得比较近，有点像是简易楼的感觉。孔维真没有正式工作，在楼下有一个搭起来的小卖部，卖一些日用品和给人复印为生。

孔维真和他的父母孔德大、黄志芳

孔维真的父亲原是一位军人，转业后来到武汉工作。初见这位老人是在楼下的小饭店里，他得知我们要来，一定要到楼下去端两个菜，我们劝阻也不行。看见他，瘦高的个子，走路和站立的姿势依然还有军人的风范。

他们家住在2楼，两间较大的屋子是孔维真的父母及孔维真夫妻住，还有一间大约四五平米的小屋是孔维真的女儿的卧室和学习的地方。屋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，墙壁斑驳，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套失修的房子，他们一家根本也没有能力重新修整一下自己的房子。

见到孔维真的母亲，她满面慈祥地坐在藤椅上。她因糖尿病后遗症双腿不能走路，丧失了照顾家庭的能力，平日家里的日常生活的料理由他的父亲打理，夫妻俩有两个儿子。

 “六四大屠杀事件已经快二十五年了，您们是受伤者亲属，我想请您们谈谈他受伤的情况，这二十多年来您们是怎么照顾他的。您们两位老人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孔德大，我的老伴叫黄志芳。当年，我的孩子在北京体育学院上学，是大二的学生。6月3日那天晚上，我的孩子骑着自行车来到复兴门附近，遇到戒严部队开枪，有些害怕就想离开，刚迈开腿，一颗子弹正好打在他的小腿上，贯穿整个胫骨，把胫骨打断了留下一个洞，两根动脉血管被打断，鲜血哗哗往外流。幸亏我的孩子懂得一些急救知识，把身上穿的运动裤撕下来紧紧包扎住受伤部位，才没有当场死亡，被别人送到医院。”

“他是送到哪家医院，您是怎么知道他受伤了？”

“他被送到宣武医院，学校打电报给我，接到这个消息时，我还在上班，单位派人陪着我去的。我先去，他的母亲后来也去了，我们在北京照顾他半年。幸亏他是搞体育的，血管比较粗才保住了一条命。这期间，他在医院里做了7次手术；7次都是大手术，都没有成功。”

“医院把胸腹打开，取出一块带有动脉血管的腹膜移植到小腿上都不行，一次一次的手术，他在医院里只能躺着，最后都长褥疮了。”他的母亲流着眼泪说道。

“当年学校承担医药费吗？”

“学校出的医药费。我们看治不好，半年后就把他带回了武汉。接着又做了两次手术，进行人造骨移植也没有成功，他的伤口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愈合。”

孔维真的父母告诉我们，从1989年他受伤开始一直到1995年，那几年他们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。孔德大是1986年从军队转业，1989年就出了这档事，在北京的半年单位里是不给工资的，他们也只能尽量节省开支度日。回到武汉后，每天要换药，是在单位的医务室换药，还要继续手术。武汉夏天是非常热的，他们夫妻俩每天推着一个推车送他，去医务室换药、接他回家给他洗澡再送回医院，来来回回非常辛苦，连自己的小儿子要考大学都无暇顾及——最后没有去考；现在，只能给别人打工。原本，他们没有想让自己的儿子去北京体育学院上学，是北京体育学院招生的老师看上他，把他挖走了。如果不出这件事，他的父亲准备去深圳，有一个单位已经说好了邀请他去，结果儿子这一出事，他也不可能再离开家去深圳了。

“六四大屠杀即将到二十五年了，国家依然还没有解决的意向，您们怎么看发生在1989年的那场大屠杀？”

“六四大屠杀不管怎么说，军队开着坦克、拿着机枪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老百姓镇压，连蒋介石都没有这么做，你邓小平用这种手段对待学生心太狠了！共产党是靠什么起的家，是靠学生运动起的家，说蒋介石怎么怎么屠杀，你们不也是在屠杀吗！我到北京去，亲眼看到北京的街道上都是枪眼，后来把路整个翻新了。

“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屠杀，血洗北京城。除了日本在南京制造的那场大屠杀，死了三十多万同胞外，就是这一次了，这可是中国军队在和平时期向自己的同胞开枪啊！

“我们别的不恨就恨邓小平，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人，他治国搞阴谋，用阴谋治国，他在位整了多少人，华国锋、胡耀邦、赵紫阳都是被他整下去的，腐败就是从他那个时候开始。我们要求习近平，要求政府不要再拖下去，应该正视这件事，不要遮遮盖盖的，这件事早晚都要解决，不解决得不到民心的。”

和他父母谈完后，郭丽英陪着他的父母，我在另一间屋子里对孔维真进行了单独采访。

“刚才和你的父母谈了一些你的情况，你自己谈谈你在六四期间的经历，怎么受伤的，做过什么手术，二十多年来，国家在你的工作上怎么对待你，对你进行打压，像对待伤残者方政一样。”

“六四运动，学生游行，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我都参加了，是学生的集体行动吧。我们出发点是为了这个国家好，毕竟我们看到了社会是那么不公、那么腐败，学生是热血青年，肯定是会对社会不公出来抗争的，我认为当年学生的行动是无可指责的。事后想想，我们为什么那么义愤填膺，是共产党教育的结果，共产党对五四青年运动的肯定教育，从小受到的教育只有国民党会对学生采取屠杀镇压的手段，没有想到共产党也会采取屠杀镇压的手段对待学生运动，共产党的教育整个是一个欺骗，是愚民教育。”

“是啊，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宣传五四青年运动是怎么爱国，怎么反抗。学生提出意见被这么惨地镇压下去，你没有想到吧？”

“对。我自己怎么受伤的是这样：我在天安门广场上住了一段时间，正好我父亲到北戴河出差路过北京，就把我叫回学校，见了一面之后，我就没有回到广场上去，留在学校里。6月3日晚上，我听说部队进北京了，我骑着自行车就往广场上赶，骑到复兴门，正好遇到部队经过，走不了了，就把车放下，躲在马路边上。军队走过时，前边是坦克、装甲车开路，两边是拿着冲锋枪的士兵，中间是坐满士兵的车队。复兴门立交桥上有一些路障，有一辆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中间，坦克、装甲车一推就把公共汽车推翻了。”

“这些都是你亲眼所见。”

“是的，我看见拿着冲锋枪的士兵一边走一边往两边开枪，随意打，没有任何纪律约束，马路边上有高层的居民楼，士兵看见居民楼的窗户里有灯光，一枪打过去就把灯打灭了。”

“我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看到反抗的人，才会使得士兵开枪？”

“我不能说没有，可能有扔砖头的，我待的地方没有。我待的地方正好是一个拐角，路边是一个施工工地，面对马路有挡板挡着，挡板很薄。我和很多人躲在里面，外面的士兵应该是看不到我们的。我中枪后，大家都吓跑了，我好像还听到旁边有人叫，可能还有人中枪，我看不见。

“我看到子弹是打在我的小腿上，对穿了一个洞，子弹从前面进去，后面是一个大洞，全是骨头渣子，摸起来的感觉像粉末一样。动脉血管被打断了，血哗哗往外喷，我在学校里学过一些急救知识，知道这种情况如果不采取自救措施，5分钟内我的血就会流尽，于是我把身上穿的长裤脱下来用裤腿包扎伤口止血。这个时候，还在不停地打枪，子弹就在我的面前打在地上一溜火，如果我再中一枪必死无疑。我开始呼救，那些被吓跑的群众听到我的呼救声，有几个人跑过来，把我拖走，找了一辆平板车把我送到医院。

“医院里已经送来很多受伤的人，有打在腿上的、有打在头部的、有打在腹部的，打在什么地方的都有。我听说医院里把所有住院的病人能出院的都让他们出院，空下的床位接受受伤的群众，分类先抢救有生命危险的。我还算是轻的，在走廊里呆了有几个小时才有人过来招呼我，等到护士把我的裤子剪开一看，我的小腿由于血脉不通，已经发黑了。护士摸不到我的动脉，马上找医生送到手术室，如果再不做手术，就要截肢了。医生告诉我，小腿黑死的部位如果一直这么黑，肯定要截肢。住了有两三个星期吧，我的小腿黑死的部位没有完全黑掉，有很厚的一层像一个硬壳一样毫无知觉地可以扒下来，所以，我受伤的小腿比正常的小腿要小很多。医生后来分析，一般人遇到小腿已经发黑，肯定是保不住的，之所以发黑的地方还有一些血管可以流通，可能我是练体育的，毛细血管和旁经动脉血管比别人的粗、勉强可以供血的缘故。”

孔

维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孔维真受伤的腿依然还有黑死的部分

孔维真告诉我，他的小腿有个大洞整个穿透，需要做手术，用大腿根两边的髂骨接骨；肚子里取肉填洞；大腿上取皮植皮，大大小小两年内一共做了十三次手术。但是，无论是采用自身髂骨还是采用人造骨接骨，手术都没有成功，主要原因是没有血的供应，两根动脉血管被打断后血流不畅，胫骨始终没有接上，现在只能依靠比较细的腓骨支撑身体的重量。他还让我看了他身上腹部、大腿根、大腿处大大小小的刀口和疤痕，这全都是为了能保住小腿做手术的需要。在手术期间，他还差点因为青霉素过敏要了他的命，全身浮肿最后脱了一层皮，原因是这批青霉素提炼不纯造成过敏反应，以至于从今以后他再也不能打青霉素了。

孔维真继续说道：“六四过后，我在学校休学两年，两年以后我回到学校继续上课。我是篮球专业的学生，应该是91年毕业，回校后插班，93年毕业，我拿到了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。毕业后，我发现找工作对我没有任何帮助，我的父母曾找过学校，因为我是六四受伤者，学校也不能给我提供就业机会，只能是自谋生路。

“我在省内参加残疾人运动会，也曾拿过金牌，但是，因为六四问题，想要往上发展就不可能了。2005年，国家为了准备08年奥运会，新成立了国家残疾人橄榄球轮椅队。当时，我是湖北橄榄球队的教练，在国家队组成选拔赛联赛中，湖北省的橄榄球队成绩比较突出，因此，选中我做国家队的教练，带队在沈阳集训。做为国家队就要有国际赛事，当我们准备去新西兰参加国际比赛时，我的护照怎么也批不下来，有一个比我年轻的指导告诉我，我的政审通不过，因为有前车之鉴，我想就是因为方政吧。”

“其实，你六四又怎么啦，你只不过躲在隔离带后面被打伤了，国家不应该把你当做审查对象来看。”

“我受伤后，准备做手术时，学校派来两个人到医院来问我，那个时候人人过关嘛，问我问得很详细：什么时候离开学校的，走到什么地方，受伤情况。我都如实说了，我完全是属于误伤，不过学校没有给我任何的结论。”

孔维真觉得因为六四问题，他在体育界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前途了，于是，他辞职离开体育。他曾做过生意、在居委会做协理员、在自家门前开一个小店以此养活自己，无论他做什么工作，他的工作表现都很出色，评选优秀协理员、社区百强都有他的名字，但是，再不要想往上发展，皆因六四，政治审查过不去，这是他人生中迈不过去的一道坎。

这个国家无法治，只有党治，谁要碰上共产党的枪子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那就是他噩梦的开始，这是一个流氓政党的逻辑。政治审查只有中国才有的特色，断送了几代人想为国家做出贡献、施展才华的抱负和理想。

“你多大年龄结的婚，孩子今年多大了。”

“我33岁结的婚，孩子今年12岁了，刚上中学。”

在李显远家，齐国香曾告诉我们，他的父母为了将来他们百年之后，会有人照顾他，为他找了一个农村姑娘。现在，他的妻子每天上班替别人打工。

“25年了，你自己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我觉得这件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，共产党自己也不敢提这件事，每到六四只是偷偷地私下监视你，不敢宣传。既然这么伟大的一个胜利，你镇压了反革命暴乱，多大的丰功伟绩啊，为什么不宣传。这件事必定是非正义的，总有一天会翻过来，这是历史上的一件事情，不是你想抹掉就可以抹掉的。”

“你也想为自己讨一个公道。”

“那绝对是，我凭什么要这样生活？！如果不是六四，我会发挥我的体育专长，在体育界会有很好的发展。想想那些死去的人，受伤的人都是很优秀的人，像李显远老师的孩子、刘仁安老师的孩子等等，很多人都是研究生，培养一个人才不要说国家投入多少，对一个家庭供养出一个人来说多么不容易啊！就这么给打死了，损失太大了。现在共产党压在那里，我就不信可以永远压在那里。你说要中国统一，要收回台湾，人家是民主社会，你是独裁统治，两种社会制度格格不入，怎么可以谈统一；马英九说了先把六四问题说清楚再谈其它的。六四事件共产党是压不住的，早晚会翻案，只是时间问题。”

人人生而自由，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。人人有权享有生命、自由和人身安全。这是联合国《世界人权宣言》中第一条和第三条的主要内容。世界是大同的，不同种族和个人都有权利享受生命所赋予的自由，任何政党和政权都不可以任意践踏和剥夺。共产党用独裁的方式治国，顺我者昌、逆我者亡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必将会被打破。中国的未来必将是一个民主社会，建立一个依法治国的有着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公民社会，这是世界的潮流，也是历史的潮流。

《中国人权双周刊》第128期    2014年4月4日—4月17日

文章来源：丁子霖